妊娠期中西药物用药禁忌
女子发育成熟后，月经按期来潮，就有了孕育的功能。受孕的前提是肾气充盛，天癸成熟，冲任二脉功能协调，子宫藏泻有期，月经正常。受孕的机制在于肾气充盛，天癸成熟，冲任二脉功能正常，男女双方健康的精子与卵子（即男女两精）相结合，即可构成胎孕。《周易》指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认识到“男女媾精”创造人的生命。《灵枢·决气》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灵枢·本神》云：“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张景岳释为：“两精者，阴阳之精也，搏，交结也……凡万物生成之道，莫不阴阳交而后神明见，故人之生也，必合阴阳之气，构父母之精，两精相搏，形神乃成。”两精，是指男女双方生殖之精，两精相结合之后成为胚胎，胚胎形成以后，不断变化成脏腑、形神俱备的胎儿。神，指具有生机之物体，不断变化发展。“变化不测谓之神”。《女科正宗·广嗣总论》概括地指出了构成胎孕的生理过程和必要条件是“男精壮而女经调”。另外，受孕须有适当的时机，《女科准绳·胎前门》引袁了凡语：“凡妇人一月经行一度，必有一日纟因缊之候，于一时辰间……此的候也……顺而施之，则成胎矣。”这里所说的“的候”相当于西医学所称之排卵期，正是受孕的最佳时机。
妊娠后胎儿的发育情况，早在《内经》就有记载，《灵枢·经脉》篇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此处所言之“精”，应理解为受精卵。受孕之后，胚胎逐渐发育成长，经过十个阴历月左右便如瓜熟蒂落而分娩。此后多有医家论述胎儿发育，其中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所论较切实际。《备急千金要方》说：“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胞，四月形体成，五月胎动，六月筋骨立，七月毛发生，八月脏腑具，九月谷气入胃，十月诸神备，日满即产矣。”说明前人对胎儿的发育、成熟有详细观察。
妊娠后母体发生一定的变化，以适应孕育胎儿的需要。主要表现是月经停止来潮，脏腑、经络之阴血下注冲任，以养胎元。因此，妊娠期间机体呈现“血感不足，气易偏盛”的特点。
妊娠初期，由于血聚于冲任胞宫，血海不泄，冲脉气盛，容易上逆，若孕妇肝血不足，血聚养胎，则肝阴偏虚，肝阳偏旺，肝司血海，肝气横逆犯胃，使冲气与胃气并而上逆，会出现恶心作呕，晨起头晕、择食或厌食等现象。一般不严重，3个月后症状多能自然消失。妊娠早期，孕妇可自觉乳房胀大。妊娠3个月后，白带稍增多，乳头乳晕颜色加深。妊娠4～5个月后，孕妇可以感觉胎动，胎体逐渐增大，小腹部逐渐膨隆。妊娠6个月后，胎儿渐大，容易滞碍气机之升降，使水道不利而出现轻度肿胀、倦怠、思睡等；同时，因血聚于下，阳气容易偏亢，加之胎儿是纯阳之体，故孕妇会自觉胸膈烦热。妊娠末期，由于胎儿先露部压迫膀胱与直肠，可见小便频数，大便秘结等现象。
妊娠后脉象多滑疾流利，按之不绝，尺脉尤其。孕2～3个月后，脉搏会增快。《素问·阴阳别论》云：“阴搏阳别，谓之有子。”王冰注释云：“阴，谓尺中也；搏，谓搏触于手也。尺脉搏击，与寸脉殊别，阳气挺然，则为有妊之兆也。”肾藏精，主胞胎，妊娠则肾气充盛，故尺中之肾脉应指而有力。《脉经·平妊娠分别男女将产诸证》云：“尺中，肾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绝，法妊娠也。”此外，《金匮要略》有妊娠六十日，“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说：“妊娠初时寸微小，呼吸五至，三月而尺数也。”
妊娠期间，我国历来有“胎教”之说。汉初《大戴礼记》和《列女传》都曾详细地论述了“胎教”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目不视邪色，口不出恶言，耳不听淫声等。其后不少医学著述加以发挥，认为胎儿时期可通过“外象而内感”的机制，母体的言行和所处的环境，对胎儿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如母体精神愉悦，生活健康纯正，环境优美，为胎儿创造一种良好的生长条件，对出生后婴儿的身体健康和聪明才智等都会有良好的影响。胎儿是生命的起始，胎教即根据“慎始”的人生哲理而创设出来的，属于优生优育的范畴。
妊娠期间，发生与妊娠有关的疾病，称妊娠病。古代亦称“胎前病”。中医认为，妊娠病不但影响孕妇的健康，还可妨碍胎儿的正常发育，甚至造成堕胎、小产。因此，必须注意平时的预防和发病后的调治。
临床常见的妊娠病有妊娠恶阻、妊娠腹痛、异位妊娠、胎漏、胎动不安、滑胎、堕胎、小产、胎死不下、胎萎不长、鬼胎、胎气上逆、胎水肿满、妊娠肿胀、妊娠心烦、妊娠眩晕、妊娠痫症、妊娠咳嗽、妊娠失音、妊娠小便淋痛、胎位不正、过期不产等。
妊娠病的发病原因，不外乎外感六淫，情志内伤，以及劳逸过度、房室不节、跌仆闪挫等。其发病机制可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由于阴血下注冲任以养胎，出现阴血聚于下，阳气浮于上，甚者气机逆乱，阳气偏亢的状态，易致妊娠恶阻、妊娠心烦、妊娠眩晕、妊娠痫症等；其二，由于胎体渐长，致使气机升降失调，又易形成气滞湿郁，痰湿内停，可致妊娠心烦、妊娠肿胀、胎水肿满等；其三，胞脉系于肾，肾主藏精，主生殖。若肾气亏损，则胎元不固，易致胎动不安、堕胎、小产、滑胎等；其四，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而胎赖血养，若脾虚血少，胎失所养，可致胎漏、胎动不安、胎萎不长等。
妊娠病的治疗原则是治病与安胎并举。如因病而致胎不安者，当重在治病，病去则胎自安；若因胎不安而致病者，应重在安胎，胎安则病自愈。具体治疗大法有三：补肾，目的在于固胎之本，用药以补肾益阴为主；健脾，目的在于益血之源，用药以健脾和胃，益气养血为主；疏肝，目的在于通调气机，用药以理气清热为主。若胎元异常，胎殒难留，或胎死不下者，则安之无益，宜从速下胎以益母。
妊娠期间，凡峻下、滑利、祛瘀、破血、耗气、散气以及一切有毒药品，都宜慎用或禁用。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亦可应用，如妊娠恶阻也可适当选用降气药物，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但须严格掌握剂量，并“衰其大半而止”，以免动胎、伤胎。
古代医家很早就对妊娠禁忌药有所认识，秦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具有堕胎作用的药物有6种。即上品之牛膝，中品之水银、瞿麦和下品之石蚕、地胆、鼯鼠。后汉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中未提出药物禁忌，只分别提出10种忌用食物。东晋陈延之《小品方》在治子痫的葛根汤加减中指出“贝母令人易产，若未临月者，以升麻代之”，明确贝母为妊娠忌药。南朝梁代陶弘景初次对本草作了综合性的编录，在《本草经集注·序例·诸病通用药》中专设“堕胎”一项，收载堕胎药41种。此后医家在论述妊娠禁忌时，多将药物和食物一并提出。
据日本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二十二》记载，隋代《产经》有“妊妇不可服药82种”，可惜此书已佚失。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强调孕期保护，指出孕妇选药选食应避其毒，记载妊娠禁忌药达156种。
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记载55种妊娠禁忌药。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中记载了卢医周鼎写的《产前所忌药物歌》，便于记诵。成为后世盛行的《妊娠忌药歌诀》的首例。列举产前所忌药物78种。许洪《指南总论》70种妊娠禁忌药，指出此歌赋为卢医周鼎所集（见《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附《指南总论》）。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在“候胎门”中专列食忌、药忌，同时编撰69种药物禁忌歌。齐仲甫《产宝杂录》收录28种。金元时代李东垣《珍珠囊指掌补遗药性赋》载有妊娠服药禁忌歌。元代李辰拱《胎产救急方》辑录“胎前药忌歌”71种，因天南星与虎掌异名同药，故实为70种。
明·朱
《普济方》收载80种。颜汉《便产须知》已载有《妊娠药禁歌》，药虽仅46种，但《济阴纲目》、《景岳全书·妇人规》、《女科辑要》等妇科医书均引之。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列“妊娠服禁”63种。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妊娠禁忌、堕生胎、活血流气、产难、滑胎、下死胎等6类，计395种，除去重复药物，剩247种，为记载妊娠禁忌药最多的医书。其中，在“堕生胎（一）”项目下列有72种，包括几种复方；在“妊娠禁忌（二）”一栏中记有87种。张介宾《景岳全书·妇人规·胎动欲堕》中指出：“妊娠胎气伤动者，凡跌仆、怒气、虚弱、劳倦、药食误犯、房事不慎，皆能致之。”缪希雍的《神农本草经疏·女人门》指出：“妊娠恶阻，忌破气，升散，燥热，苦寒，滑肠，腻膈。”“安胎忌破气，破血，升散，辛热，辛燥。”缪希雍《炮炙大法》中列举妊娠服禁药物92种，比《本草纲目》多载砂仁、芫花、蚬、槐花、干姜、牙硝6种，少蟹和芫花两种，其他药基本同。
清·程国彭《医学心悟》撰写的妊娠禁忌歌将“非恒用之品”及“其他怪异险峻之品”除外，而“特选其易犯者，约篡数语”。药味虽少，但多为常用之品。吴谦等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中指出：胎前三禁，汗、下、利小便。此暗示药禁之所在。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发现13种草药。陈修园《女科要旨》中云：“言妊娠只有六十日，以三月成胎之数计之……其形不过为一团结聚之血，岂容药之稍误，若误药而加吐下，则祸不旋踵矣！”强调要重视早期妊娠用药问题。王士雄在《霍乱论》中云：“凡大毒大热，及破血开窍、重坠利水之药，皆为妊娠所忌。”在妊娠禁忌歌“犀角、车前子、赤芍……滑石”后注曰：“自犀角至滑石，虽非伤胎之药，然系行血通窍之品，皆能滑胎。凡胎元不足，及月份尚少者，究宜审用。”又指出：“猛厉之药，皆能伤胎，人犹知之，如薏苡、茅根、通草、厚朴、益母之类，性味和平，又为霍乱方中常用之品，最易忽略，不可不加意也。”何时希按：“此歌诸药，均一般病症常用者，最宜注意，不独霍乱也。”在常用药中，筛选出34种碍胎药。李长科《胎产护生篇》提出“产前十忌”，在“八忌药饵”中强调：“孕妇无病不必服药，即胎动，亦宜延良医照古方斟酌加减用之。若乱投安胎、破气、开膈之药，为害不小。”王维德在《外科全生集》中云：“娠妇患疮疡，虽膏药不宜擅贴，恐内有毒药能堕胎也”。指出妊娠期间外用药亦应慎用。袁于江在《生生宝录》中亦指出：“凡孕妇患疔疮，不可服麝，及搽蟾酥、大戟，破胎”。
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53年版中未记载妊娠禁忌药。从1963年版药典开始收录妊娠禁忌药，多将其分为“孕妇禁用药”、“孕妇忌用药”、“孕妇慎用药”三类。从收载药品种类来看变化不是很大。1963年版药典记载的孕妇忌用药58种，慎用药20种，合计78种。1977年版记载的孕妇忌用药有52种，慎用药有25种，合计77种。1985年版药典记载的孕妇禁用药25种，忌用药1种，慎用药32种，合计58种。1990年版载孕妇禁用药25种，忌用药3种，慎用药34种。总计62种。1995年版较1990年版新增丁公藤、千金子霜、禹州漏芦3个品种，未收载五灵脂，故药数从62种增至64种。2000年版较1995版药典增载巴豆、蜈蚣、木鳖子、通草、关木通、片姜黄6个品种，故其妊娠禁忌药总数从64种增至70种。2005年版较2000年版药典新增马钱子粉（禁用药）、郁金（慎用药）、天山雪莲（忌用药），未收载妊娠禁服药闹羊花、商陆，未收载妊娠慎服药虎杖、卷柏、制草乌、枳壳、常山，未收载妊娠忌服药丁公藤、蓖麻油、关木通，故妊娠禁忌药总数为63种。
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使用教材《中药学》从第一版至第七版均收载了妊娠禁忌药。将其分为“孕妇禁用药”、“孕妇忌用药”、“孕妇慎用药”、“孕妇不宜用”4类，个别记载“不宜多服”。从收录药品数目及种类来看七种版本教材变化较大。
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药学讲义》（第一版）记载孕妇禁用药2种，忌用药40种，慎用药13种，孕妇不宜用4种，合计59种。
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药学讲义》（第二版）较第一版《中药学讲义》增载朴硝、干姜、延胡索、番木鳖4种为孕妇忌用药，将斑蝥、蟾酥2种孕妇禁用药归入忌用药中；增载夜明砂、白蒺藜、赤石脂、禹余粮4种为孕妇慎用药，未收载朴硝、白鲜皮、厚朴3种；孕妇不宜用药中增加牡丹皮、乳香2种，未收载干姜1味。即孕妇忌用药由40种增至46种，孕妇慎用药由13种增至14种，孕妇不宜用药由4种增至5种，无孕妇禁用药。合计65种。
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药学讲义》（第三版）较第二版《中药学讲义》增载芒硝、虎杖、蒲黄、桃仁、雄黄、蜈蚣6种为孕妇忌用药，未收载藜芦、大黄、朴硝、番泻叶、芦荟、续随子、黄芩、木通、干姜、肉桂、没药、凌霄花、皂角刺、苏木、桃仁、干漆、虻虫、延胡索、阿魏、皂荚、王不留行、天南星、礞石、水银、樟脑、蟾酥、番木鳖27种；孕妇慎用药中增载天南星、川芎、益母草、八角枫、姜黄、大黄、苏木、王不留行、冰片、礞石、蟾酥、牡丹皮、贯众13种，未收载蝉蜕、夜明砂、冬葵子、吴茱萸、白蒺藜、枳实、五灵脂、赤石脂、禹余粮、雄黄10种；孕妇不宜用药中增加马钱子1种，未收载漏芦、牡丹皮、蜈蚣、乳香、贯众5味。即孕妇忌用药由46种减至25种，孕妇慎用药由14种增至17种，孕妇不宜用药由5种减至1种，无孕妇禁用药。合计43种。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中药学》（第四版）将第三版《中药学讲义》中贯众（原为孕妇慎用药）归入禁用药中；孕妇忌用药中增载番泻叶、芦荟、续随子、乌桕根皮、肉桂、虻虫、水银、川乌、草乌、大黄、马钱子11种，未收载甘遂、大戟、芫花、巴豆、瞿麦、蒲黄6种药；慎用药中增载蒲黄1种，未收载大黄、贯众、川芎3种；不宜用药中增收皂荚、樟脑、干姜、月季花、天仙子、川芎6种，未收载马钱子1味。即新增孕妇禁用药1种，孕妇忌用药由25种增至30种，孕妇慎用药由17种减至15种，孕妇不宜用药由1种增至6种。合计52种。
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药学》（第五版）与第四版教材相比，未设孕妇禁用药，在孕妇忌用药中增加了藜芦、朴硝、甘遂、大戟、芫花、巴豆、千金子、瞿麦、乌头、凌霄花、五灵脂、苏木、干漆、穿山甲、刘寄奴、蒲黄、鳖甲、白附子、硫黄、皂矾、樟脑、蟾酥22味，未收载芒硝、续随子、乌桕根皮、槐角、水银、川乌、草乌7种。孕妇慎用药中增载了射干、木通、冬葵子、通草、干姜、枳实、龟甲、皂荚、赤石脂、禹余粮10种，未载录牡丹皮、蟾酥、蒲黄、益母草、苏木、姜黄、八角枫7种。孕妇不宜用药增载了牡丹皮、乳香、没药3种，未收载皂荚、樟脑、干姜、川芎、天仙子5种。即孕妇忌用药45种，慎用药18种，不宜用药4种。合计67种。
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药学》（第六版）与第五版教材相比，增载孕妇禁用药马钱子1味。在孕妇忌用药中增加了漏芦、天花粉、蚤休、乳香、没药、益母草、川乌、雷公藤、蝼蛄、天南星、皂荚、大风子12味，未收载藜芦、商陆、肉桂、乌头、蜈蚣、五灵脂、苏木、干漆、刘寄奴、鳖甲、白附子、皂矾、马钱子13种。孕妇慎用药中增加了蝉蜕、蜈蚣、全蝎、五灵脂、刘寄奴、花蕊石、洋金花7味，未收录犀角、木通、通草、干姜、龟甲、天南星、皂荚、礞石8种。孕妇不宜用药增录了常山、禹白附、大蒜灌肠法，未收录乳香、没药、月季花3种。即孕妇禁用药1种，忌用药44种，慎用药17种，不宜用药4种，不宜多服1种。合计63种。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第七版）与第六版教材相比，增载了孕妇禁用药斑蝥、朱砂、麝香、雄黄4种，孕妇忌用药中增载了28种：重楼、锦灯笼、射干、商陆、草乌、丁公藤、昆明山海藻、雪上一枝蒿、路路通、雪莲花、肉桂、鹤虱、滑石、木通、通草、阿魏、花蕊石、姜黄、枫香脂、土鳖虫、血竭、苏木、礞石、蜈蚣、海马、瓜蒂、木鳖子、大蒜忌灌肠用，未收录天花粉、蚤休、麝香、穿山甲、蒲黄、益母草、虫、雄黄、斑蝥、大风子10种。孕妇慎用药中增收了贯众、大血藤、鸦胆子、郁李仁、伸筋草、厚朴、槟榔、泽泻、三七、川芎、丹参、月季花、穿山甲、华山参、合欢皮、珍珠母、刺蒺藜17种，未收载射干、蜈蚣、花蕊石3种。孕妇不宜用药中未收录大蒜灌肠法。合计101种。
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医妇科学》（第二版）、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中医妇科学》（第四版）、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妇科学》（第五版）、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第六版）都指出，妊娠期间，凡峻下、滑利、祛瘀、破血、耗气、散气以及一切有毒药品，都宜慎用或禁用。但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可适当选用，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惟须严格掌握剂量，并“衰其大半而止”，以免伤胎。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第七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示例，指出“如果病情确实需要，亦可适当选用，如妊娠恶阻也可适当选用降气药物；有瘀阻胎元时安胎还须适当配以活血化瘀药，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从历代医家对妊娠禁忌药的认识、归纳和禁忌药的形成、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历代医籍中，妊娠禁忌药的称谓是不同的，这给整理、研究妊娠禁忌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概括起来有“孕妇药忌”、“产前药忌”、“胎前药忌”、“胎忌”、“妊娠服禁”等名称。有些古医籍虽未明确指出为妊娠禁药或忌药，但注明“堕胎”、“堕生胎”、“动胎”、“去生胎”、“下生胎”、“碍胎”、“损胎”、“毒胎”等，由于堕胎等是违反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历代医家也将具有上述作用的药物视为妊娠禁忌药。因此，本书也将其归为妊娠禁忌药范畴。
纵览古今医籍，妊娠禁忌药的流传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多数医籍尤其是药物学著作多采用设立专项条目、或在论述药物时注明的方式；二是部分医籍尤其是妇科医籍多采用妊娠禁忌歌诀的方式。据何时希《妊娠识药》中记载，历来女科书中约有数十种歌诀，有些医籍既有歌诀又有药物论述或补充说明。
从历代医家收载的妊娠禁忌药来看，有两种趋势。一是品种有增加，从《神农本草经》的6种，到200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63种，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第七版）的101种。二是虽然有年代先后、区域性及临床医家各自用药经验的不同，但收载的禁忌药却有很多共通之处。表现在药物的功能类别相似和记载的妊娠禁忌药物相同。究其原委，可能是被后人验证，也许是并出一辙。
从历史上出现妊娠禁忌药至今，历代医家对妊娠禁忌药多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妇女胎孕期有其特殊性，妊娠禁忌药一般不宜应用。如赵竹泉［1］认为：“孕妇若有病，所怀腹内之胎早具人性，故一人生殃，两人有虑；一人服药，两人消受……稍有不慎，一犯胎元，易使项落，伤及二命。”《万氏妇人科》云：“孕妇有疾，必择其专门平日无失者用之。若未试之，医有毒之药，不可轻用，以贻后悔。”也有些医家认为妊娠禁忌药并非绝对禁用，如李东垣云：“孕妇有病，毒之无殒”，《内经》载：“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吴又可亦称：“大黄为安胎之圣药。《经》云：‘有故无殒’，此也……药先到胃，瘀热才通，胎气始得舒养。是以兴利除害于顷刻之间，何虑之有？”实际上，上述两种看法，都是在承认存在妊娠禁忌药的前提下提出的。只是各自所站角度不同，讨论的侧重面不同而已。前者主要是从药物角度立论：既然承认妊娠禁忌药对妊娠存在危害，当然应当避免。后者则主要站在患病的妊娠妇女的角度立论：在妊娠妇女所患病证非用某种妊娠禁忌药不可的情况下，如避而不用则病不去，疾病不去，亦会损伤母体及胎儿。近40年来应用动物实验方法研究妊娠禁忌药的研究日趋增多，不仅验证了妊娠禁忌药对母儿的危害作用，还阐明了部分妊娠禁忌药的作用机制，与此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新的妊娠禁忌药物，有力促进了妊娠禁忌药的发展。
如上节所述，历代医籍记载的妊娠禁忌药有很多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妊娠禁忌药的特点和分类方面。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清·张隐庵在《素问集注》中指出：“毒者，大寒大热之药也。”即寒热温凉四气（性）。萧赓六《女科经纶·卷二》云：“胎前三禁，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利小便。”张曜孙《产孕集·上篇·孕忌第四》指出，孕期“勿犯金石，勿近毒药，大热、大燥、大攻、大表、大凉、走窜迅疾、泄利之品咸宜禁止”。秦伯未等［2］提出祛瘀通经药、香窜辛热药、峻泻攻利药三个大纲，指出以此提纲，虽无显著损害而能影响胚胎发育或子宫出血的药物均有禁忌必要。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中医妇科学》指出，“妊娠期间，凡峻下、滑利、祛瘀、破血、耗气、散气以及一切有毒药品，都宜慎用或禁用”。
根据以上先贤认识及中医理论，按历代医家所列禁忌药的药性和功能分析，归纳妊娠禁忌药有以下特点：
大热之品：大热则易灼津伤阴耗血或热扰冲任而易损动胎元。如附子、肉桂、干姜等。
大寒之品：因大寒则冲任胞脉气血凝滞，令宫寒胎冷而不长。如重楼、漏芦、牛黄、锦灯笼、射干、牡丹皮等。
有毒之品：有毒之品可直接毒伤胎元。如砒石、雄黄、雌黄、水银、铅粉、轻粉、乌头、天雄、侧子、莽草、野葛、藜芦、天南星。
祛瘀破血药：因祛瘀破血可使血运加速，血不循经而妄行致伤损胎元。如水蛭、斑蝥、地胆、蚖青（应为芜青，即青娘子）、蜥蜴、虻虫、虫、蛴螬、蟹爪甲、硇砂、三棱、干漆、桃仁、牛膝、红花、穿山甲、姜黄、乳香、没药、枫香脂、凌霄花、土鳖虫、血竭等。
攻下药：攻下之品易伤中气，使气不载胎，胎气下陷。如大黄、番泻叶、芦荟、芒硝等。
峻下逐水药：峻下逐水之剂易夺阴伤血，耗气损胎。如牵牛子、甘遂、大戟、芫花、商陆、巴豆、千金子等。
通利除湿药：过于渗利水湿或祛风除湿易伤损阴液，进而影响血分而损及胎元；或使气机下陷，胎元不举。如蝼蛄、滑石、木通、通草、瞿麦、虎杖、冬葵子、川乌、草乌、丁公藤、昆明山海棠、雪上一枝蒿、雷公藤、雪莲花、伸筋草等。
破气通窍药：行气破气、辛香走窜之品易致气机紊乱而伤动胎元，或影响血分而动胎。如枳实、麝香、冰片、皂角等。
在历代医籍所列的为数众多的妊娠禁忌药中，不同的药对妊娠的危害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古代对妊娠禁忌药主要提禁用与忌用，极少提慎用。近代多数医家根据妊娠禁忌药对孕妇影响的程度不同，将其分为禁用、忌用、慎用三类。
禁，程度最重，可以理解为“不允许”。这类药物多系剧毒药或大毒药，或药性作用峻猛之品，或逐瘀破血药，以及堕胎作用较强的药物。可能使某些患者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必须严格禁止使用。
忌，即畏惧、忌讳，程度次于禁。包括一般毒性药、药性较强的祛瘀通经药和泻下药，对孕妇可产生不良反应，不能不有所畏忌。
慎，有谨慎、慎重之意，程度最轻。包括一些辛温香窜药、消导药和利尿药。这类药物毒性较小，药性也较为缓和，但对孕妇也存在不利影响，仍须谨慎使用。
此外，有些孕妇不宜用的药物，是否可理解为除了先兆流产、跌仆闪挫伤胎者，一般不是绝对禁忌。可据辨证应用，但不宜过量，应中病即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记载的孕妇禁用药有23种：甘遂、玄明粉、芒硝、芫花、益母草、猪牙皂、斑蝥、雄黄、黑种子草、阿魏、附子、京大戟、牵牛子、轻粉、莪术、三棱、土鳖虫、川牛膝、马钱子、马钱子粉、巴豆、巴豆霜、水蛭；孕妇慎用药36种：蒲黄、蜈蚣、漏芦、赭石、瞿麦、蟾酥、麝香、白附子、西红花、肉桂、华山参、冰片、红花、苏木、桃仁、凌霄花、通草、硫黄、番泻叶、郁李仁、郁金、草乌叶、枳实、禹州漏芦、禹余粮、急性子、穿山甲、三七、干漆、大黄、制川乌、王不留行、天南星、木鳖子、牛膝、片姜黄；孕妇忌用药4种：千金子、千金子霜、天山雪莲、天仙子。
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第七版）记载的孕妇禁用药5种：马钱子、斑蝥、朱砂、麝香、雄黄。孕妇忌用药62种：重楼、漏芦、锦灯笼、射干、大黄、番泻叶、芦荟、牵牛子、甘遂、京大戟、芫花、商陆、巴豆、千金子、芒硝、川乌、草乌、丁公藤、昆明山海棠、雪上一枝蒿、路路通、雷公藤、雪莲花、附子、肉桂、鹤虱、蝼蛄、滑石、木通、通草、瞿麦、虎杖、阿魏、花蕊石、姜黄、乳香、没药、枫香脂、凌霄花、土鳖虫、血竭、莪术、苏木、牛膝、红花、桃仁、三棱、水蛭、虻虫、天南星、皂荚、礞石、蜈蚣、海马、瓜蒂、硫黄、蟾酥、樟脑、木鳖子、轻粉、砒石、大蒜忌灌肠用。孕妇慎用药31种：桂枝、蝉蜕、贯众、大血藤、鸦胆子、郁李仁、伸筋草、厚朴、枳实、槟榔、泽泻、冬葵子、三七、川芎、五灵脂、丹参、王不留行、月季花、刘寄奴、穿山甲、洋金花、华山参、合欢皮、珍珠母、代赭石、刺蒺藜、牛黄、全蝎、冰片、赤石脂、禹余粮。孕妇不宜用药3种：牡丹皮、禹白附、常山。
从以上2部目前被称为中药权威书籍的记载可以看出，虽然理论上明确提出了药禁范围及分类，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历代医家多是从临床实践中总结出妊娠禁忌的药物。由于区域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局限，以及各有各的经验，导致相同的药物在分类上有较大的出入。这有待于在进一步研究妊娠禁忌药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以利于临床医师正确掌握。
由于妊娠期间母体的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发生一定的生理性变化，胎儿处于生长发育中的不同时期，气血未充，脏腑功能尚未完善。如果用药不当，对孕妇、胎儿较易产生不良影响，甚至造成堕胎，或关系到孕妇的健康及新生命的发育成长。
药物对胎儿产生的危害，可分为毒性和致畸形两类。毒性作用在胚胎早期，可导致胚胎死亡，或流产；在中、晚期可影响胎儿的发育，导致低能儿或低体重儿的出生。如药物仅影响胎儿的某一脏器，则会使这一脏器的功能发生异常，导致各种新生儿疾病。畸形多发生在胎儿成形期。胎儿中毒或发生畸形，还可引起母亲的大出血或不凝血以及难产等。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对母体、胎儿及产程不利。今天，无论从用药安全的角度，还是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来认识这几点，都是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的。现将妊娠禁忌中药对妊娠产生的不良影响及其机制分述如下。
这是妊娠禁忌药对妊娠产生的不良后果中最常见的现象。如破血逐瘀药中的牛膝、水蛭、三棱等，能促进血液运行，加强子宫收缩。辛香开窍药中的麝香、冰片等，走窜通窍，善行气血，既能耗气伤阴，又能兴奋子宫。峻泻药如大黄、大戟等，由于强烈泻下，可致盆腔充血，活血通经。上述药物都有引起堕胎的可能。
此外，有催生作用的药物如白芷、蒺藜子、皂荚、柞木皮、黄麻根、乳香、柑橘瓤、莲花、胡麻、代赭石、禹余粮、赤石脂、石蟹等，及有滑胎作用的药物如牵牛子、黄蜀葵、蜀黍根、赤小豆、酸浆子、木通、通草、预知子、水松、海带、滑石、蓖麻仁等也应慎用。
某些药物对母体虽无严重的毒副作用，但对胎儿常能产生损害作用，甚至胎死。如《本草害利》指出，半夏“孕妇服之，能损胎”。《别录》云：巴豆“烂胎”。昝殷《经效产宝》强调：“热毒之气，侵损胞胎，遂有堕胎漏血”。
现代研究认为［3～6］，水银、虻虫、蜈蚣、麝香、肉桂、京大戟、巴豆、瞿麦、木通、地胆、硇砂、蟹爪、槐角、阿魏、蒲黄、大黄、大戟等药具有胚胎毒性作用，常引起胚胎死亡、功能不全或晚期死胎。即古代本草医籍中所谓的“堕胎”或“烂胎”作用。
药理研究证明［3～7］，莪术、水蛭、槐角、麝香、温郁金、穿心莲、甘遂、川牛膝等分别有抗早孕、终止妊娠及引产的作用。
据报道，对16例妊娠期急性胰腺炎应用复方大柴胡汤、复方清胰汤治疗后随访结果显示，人工流产、引产各1例，14例正常分娩。16个胎儿中，l例尾骶肿物，于第7个月引产死亡；唇裂、发育过小各1例，13个发育正常［8］。胎儿发育障碍高达18﹒75%。
有些妊娠禁忌药仅是兴奋子宫或致盆腔充血，或引起胎儿体重下降，此属一般毒性。药理研究证明，这些中药多数能兴奋子宫而不导致胚胎死亡或畸形。应用较多的依次为枳壳、没药、蒲黄、五灵脂、大黄、牡丹皮、益母草等。这些药物只要临床对症，用量适当，妊娠期可以配伍使用［3］。
据文献报道，具有兴奋子宫作用的中药，或含有兴奋子宫成分的中药有：牛膝［9～11］、芫花［12］、益母草［13～15］、当归［14］、重楼排草［16］、九里香［17］、贯众［18～19］、红花［14］、泽兰［20］、枳实、远志、五味子、地龙、羊角拗、红毛七、麦角、龟甲、海龙、续断、断血流、薯莨、小蓟、常山、榧子、瞿麦、臭草、雪莲、薄荷、辛夷［21］、巴拉圭菊、白花丹、白鲜皮、吴茱萸［22］、扶桑花［23～24］、枸骨叶［25］、乌梅［26～27］等。
需要指出的是，妊娠禁忌药中多见兴奋子宫作用，有些兼见其他作用。即便是兴奋子宫的药物，其作用也会随药物剂量和子宫所处状态的不同而异，尤其在体子宫还受到体内多种因素的作用。不同动物子宫也有种属差异问题。此外，中药所含兴奋子宫的成分有生物碱、萜类、苷类、黄酮类等，范围极广，有些中药既有兴奋子宫成分，又有抑制成分，如当归［28］、马齿苋［29］、续断［30～31］等。这些药物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古人对于饮食服药致畸已有所了解，但限于当时条件，对具体的食物药物尚无确切认识，仅停留于猜测或传说。如陶弘景在兔肉条下注云：“兔肉……妊娠不可食，令人唇缺。”后世如陈藏器等对此已有不同看法，但仍难揭示其真实机制。
致畸作用不仅致胎儿结构形体发育不正常，也包括功能和生化的异常及选择性损害胎儿的器官形成。如天花粉蛋白［32］对小鼠离体和在体胚胎发育皆有不良影响，对胎鼠早期器官形成有致畸作用，头、躯干和四肢可发生畸形，体节数目及轴长减少，胎鼠顶臀长度较对照组短，畸形胎鼠数增加，还可降低胎鼠存活能力，活胎率下降，吸收鼠数增加。斑蝥煎剂［33］能显著降低怀孕率，提高畸胎率。
已报道有致畸作用的中草药有：蒲黄、水蛭、半夏、甘遂、猪苓、茵陈、石菖蒲、水菖蒲、青蒿、土荆芥、桂皮、花椒、八角、细辛、安宫牛黄丸［34］、天花粉蛋白［32］。而百合、苦参、杏仁、桃仁、郁李仁、芥菜、酒等均有潜在致畸作用［35］。
致突变是特殊毒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反映生物遗传物质（DNA）发生了突然的根本性改变，是评价药物是否有远期致癌作用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药物安全性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报道有致突变作用的中草药有：雷公藤、红花、昆明山海棠、半夏、狼毒、大戟、茵陈蒿、山慈菇、羌活、内蒙古黄芪、杜仲、当归、熟地黄、雷公藤、半夏、大黄、石菖蒲、洋金花、板蓝根、马兜铃酸与马兜铃酸A、喜树、槐花、桂皮、桂枝、羌活、花椒等［36］。
上述对胎儿的不良影响，有些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终止妊娠作用与兴奋子宫作用相辅相成，最终引起堕胎、流产。也有一些药物同时具有多种作用，如水蛭既可引起死胎、堕胎，又有致畸作用［37］。
孕期用药不当，可损害孕妇气血。古人有“胎前三禁”之说，即“汗则亡阳伤气，下则亡阴伤血，利小便则伤津液”。孕妇气血受损，轻者产后难复，重则胎儿失养，可致胎萎不长。《景岳全书》云：“胎气本乎血气，胎不长者，亦惟血气之不足耳。”
现代研究证实，妊娠禁忌药可造成各脏器或系统的损害。①肝损害：包括引起肝功能损害、药物性黄疸或中毒性肝炎、肝肿瘤等。如斑蝥、雷公藤、朱砂、黄药子、苍耳子、菊三七、金果榄、苦楝（子及根皮）、四季青、石蒜、野百合、黑面叶、草乌、山慈菇、农吉利、关木通、泽泻、艾叶、贯众、蛇莓、蓖麻子、天花粉、大黄、麻黄、何首乌、密陀僧等。②肾损害：包括肾功能损害，甚至肾功能衰竭。如关木通、雷公藤、昆明山海棠、巴豆、马兜铃、苍耳子、砒霜、雄黄、朱砂、蜈蚣、全蝎、蜂毒、斑蝥、鱼脂、防己、厚朴、棉酚、土贝母、土荆芥、苦楝皮、牵牛子、天花粉、鸦胆子、白头翁、芦荟、使君子、蓖麻子、山慈菇、野百合、钻地风、白花风、土牛藤、大风子、金樱根、寻骨风、海马、细辛、桂皮、铁脚威灵仙、益母草、生黄芪等。③心律失常：如乌头、附子、夹竹桃、冰凉花、马桑、博落回、紫金龙、甘草、柴胡及人参注射液等。中成药有六神丸、小活络丹、大活络丹等［38］。
如《山海经·西山经》明确指出：“蓇蓉，食之使人无子。”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曰：“（水银）妇人多服绝娠。”
常见于用妊娠禁忌药终止妊娠，因过量而致。如：斑蝥、麝香、夹竹桃、乌头类（川乌、草乌）、雪上一枝蒿等［39］。
有些药物可影响产程，引起滞产、难产。如《本草害利》云：“砂仁多食耗气，必致难产。”又如《雷公炮制药性解》云：“冬葵子性最滑利……空涸其水，反艰其产。”
前面已经介绍了历代有关医著中列出的妊娠禁忌药有数十乃至数百种之多，其中不乏临床常用药物，使临床医师对妊娠期用药确感困难，尤其令初学者无所适从，遣药棘手。但反观历代医家治疗妊娠病时也常常应用禁忌药，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篇中应用的桂枝茯苓丸中的桂枝、丹皮、桃仁，附子汤中的附子，胶艾汤和当归散中的川芎，当归芍药散中的泽泻，干姜人参半夏丸中的干姜、半夏，葵子茯苓散中的葵子等。故如何在临床上正确应用妊娠禁忌药，对于优生优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就有妊娠期用药的记载：“黄帝问曰：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岐伯曰：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张景岳注：“重身，孕妇也；毒之，谓峻利药也；故用是药，所谓有病则病受之，故孕妇可以无殒，而胎气亦无殒也。殒，伤也。身虽孕而有大积大聚，非用毒药不能攻，攻亦无害，故可犯也。然但宜衰其大半，便当止药。如上篇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者是也，若或过用，则病未必尽，而胎已受伤，多致死矣。”《内经》的这段经文就是后世所遵循的妊娠禁忌中药的临床应用原则。即在病情需要的情况下，也可应用妊娠禁忌药，所谓“有故无殒，亦无殒也”。但应严格掌握剂量，并“衰其大半而止”，以免动胎、伤胎。具体来讲，临床应用时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治病与安胎并举是妊娠病的治疗原则，也是妊娠病应用妊娠禁忌药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即在治病的同时进行护胎，使胎儿不受母病或药物的不良影响而能正常发育。治病与安胎两者不可偏废。
孕妇患病，尤其是危急重症，邪气肆虐，不予荡除，则伤母损胎。此时，即便药性峻烈，只要辨证正确，使用得当，可以达到“病去胎安”的目的。如果因畏惧用药而失治或误治，则邪气日盛，正气必衰，“母将羸弱，子安能保”。吴又可指出：“孕妇时疫，设应用三承气汤，须随证施治，切不可过虑……若应下之证，反用补剂，邪火壅郁，热毒愈炽，胎愈不安，耗气搏血，胞胎何赖？是以古人有悬钟之喻，梁腐而钟未有不落者，惟用承气逐去其邪，火逆消散，炎熇顿为清凉，气回而胎自固。用当其证，反见大黄为安胎之圣药，历治历当，子母俱安。”也就是说，应从孕妇的病症出发，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某些禁忌药，尤其对重症、急症，必先祛其病邪，邪退则胎安有望，病进则母子难保。正如余师愚在《疫病篇》中指出：“母病热疫，毒火蕴于血中，是母之血即毒血矣，苟不亟清其血中之毒，则胎能独无恙乎？竭力清解以凉血，使母病去而胎可无虞，若不知此而舍病以保胎，必至母子两不保也。”但临床亦须斟酌用量，中病即止。
另一方面，孕妇患病应用禁忌药是不得已而为之，应顾护胎元，与安胎药兼用。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曰：“大凡胎前病，故人皆以四物加减用之，谓护胎为要，恐来害妊。”雷丰在《时病论》中指出：“凡治胎前之病，必须保护其胎。古人虽有‘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之训，奈今人胶执‘有故无殒’之句，一遇里积之证，恣意用攻，往往非伤其子，即伤其母，盖缘忽略‘衰其大半’之文耳。窃揣胎在腹中，一旦被邪盘踞，攻其邪则胎必损，安其胎必碍乎邪。静而筹之，莫若攻下方中，兼以护胎为妥。”还提出“不但重病宜慎其药，即寻常小恙亦要留心，如化痰之半夏，消食之神曲，宽胀之厚朴，清肠之槐花，凉血之丹皮、茅根，去寒之干姜、桂、附，皆为犯胎之品，最易误投。”告诫医者不论是病轻病重，都要以护胎为要，对危害胎孕的药物，如无特殊必要，尽量避免应用，切勿凭“有故无殒”之说而擅用之。
妊娠期应用妊娠禁忌药，能否达到“有故无殒”之目的，关键在于辨证是否正确。若辨证准确，紧扣病机，用药得当，虽“毒”虽“忌”亦可使病去胎安。如周学霆在《三指禅·胎前全凭脉论》中所说：“凡有是证，当用是药。俗医以参芪芩术为安胎圣药，以大黄、芒硝为犯胎之禁药，而不知胎热水涸，参、芪、芩、术又为犯胎之禁药，大黄、芒硝又为安胎之圣药。”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指出：“凡妊娠胎气不安者，证本非一，治亦不同。盖胎气不安，必有所因，或虚或实，或寒或热，皆能为胎气之病，去其所病，便是安胎之法”。张仲景对“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用附子汤治疗。他针对阳虚寒甚的病机，认为非附子不能温其脏，故大胆应用，使宫暖胎安。清代张璐在《张氏医通·四》中指出：“用附子汤以温其脏，则胎自安，世人皆以附子为坠胎百药长，仲景独用以为安胎圣药，非神而明之，莫敢轻视也。”仲景不为“妊娠忌药”所束缚，敢用“附子汤”治胀安胎，正是本着“有病则病当之，去病则是安胎”之义。又如仲景用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脾胃虚寒、寒饮内停之妊娠呕吐，方中虽有干姜、半夏二药犯胎，但仲景以为非此不祛胃寒停饮，降逆止呕，且用生姜汁糊丸，以制半夏之毒性，既驱除病邪，又发挥了药力，而无有犯胎之虞。此外，金元时期张子和曾治一妇人有妊半年，伤损下血，根据伤损有瘀之辨证要点而用下法。即用“承气汤”、“四物汤”各半加朴硝，下数行，痛如手拈，下血亦止。
另据有关临床资料介绍，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先兆流产，可起到安胎的作用。但必须有明显瘀血征象，切不可妄投化瘀之品，临床应用时可配合必要的实验室检测手段，如测定其血液流变学、尿妊娠试验、B超等，可进一步提高辨证的准确性和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配伍，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之间经过配伍，可起到增效、减毒，或拮抗、增毒的作用。妊娠禁忌药用于妊娠期必须与其他药物适当配伍，才能降低其不良反应（毒烈之性），减少对母体及胚胎的损害，确保用药安全。有些医家认为，某些妊娠禁忌药通过配伍则可不忌。如金代张元素说：（半夏）“孕妇忌之，用生姜则无害。”梁子材《不知医必要·卷四·妊娠禁忌各药》云：“半夏与参术并用以补脾，可不必忌。”又说：“凡妊妇有病，以四物汤为主，无论麻黄、桂枝、大黄、姜、附等药，皆可随证加入。”《金匮要略》用当归散治妊娠胎动不安，以当归、川芎与黄芩、白术这些安胎药等配伍；用当归芍药散治妊娠胎位不正，以当归、川芎与芍药、白术等配伍。田新村［40］统计98%的妊娠期病人在应用妊娠禁忌药的同时，配伍了白术、黄芩、芍药等安胎药。总之，妊娠禁忌药单味应用时易损胎元或致堕胎，通过适当配伍，可减弱或消失其对妊娠的不良反应，保证母胎安全。
《内经》云：“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警示后人妊娠禁忌药毕竟对母胎不利，因此，妊娠期应用时应严格掌握用药剂量，用量宜轻，药味宜少，中病即止，且勿过剂，否则会成“诛伐无过，则胎当之”而致堕胎、小产。郁加凡等［41］认为，药物剂量得当是保胎愈疾的必要前提，指出孕期用药剂量一般宜轻，或视患者反映由轻致重，逐渐增加。清代程国彭在《医学心悟·卷五》云：“安胎止呕有用半夏者，娠孕热病有用大黄者，娠孕中寒有用干姜、桂、附者，是何说也……盖有病则病当之，故毒药无损乎胎气。然必大积大聚，病势坚强乃可投之，又须得半而止，不宜过剂，则慎之又慎矣。”诚为真知灼见之言。
还有医家认为，有些妊娠禁忌药经过炮制可不忌。如郭佩兰《本草汇》说：（肉桂）“善堕胞胎，炒过便不损胎。”（半夏）“不得已用，加姜汁炒过无害。”清代汪补斋指出：“有安胎止呕不得不用半夏者，必用开水泡洗三次，以去其燥烈之性，呕止即去。”《万病回春》有“半夏，姜汤泡，香油炒过，不伤胎气”的记载。《医学心悟》亦云：“半夏虽为妊中禁忌药，然痰气阻塞中脘，阴阳拂逆，非此不除，以姜汤泡七次，炒透用之，即无碍也。”
此外，还应注意妊娠禁忌药的品种、产地、制剂及煎煮时间等。因为某些药物品种复杂，产地各异，所含成分有所不同，对人体的危害程度有较大差别，如草乌的毒性强于川乌，怀牛膝的活血作用强于川牛膝。制剂是中药降低毒性的另一措施，许多妊娠禁忌中药经制成汤剂后，不仅服用方便，而且降低了毒性，如川乌、附子、细辛等水煎后，毒性大大降低。又如许多妊娠禁忌药口服给药，对母体及胚胎影响不大，而其注射剂，则有明显的堕胎作用，如甘遂、芫花、天花粉等。现代药理研究证明［42］，生半夏无论加生姜与否，只要煎足1小时，其有毒成分可被破坏，而止呕作用不减。
有人认为，禁忌与否还与胎龄有关。如周贻观在《秘珍济阴》中说：“黄连、黄芩之属，本清胎热，若用之过早，体虚，是益以虚而堕胎必矣！唯胎至五、六月，胎气渐逼，可斟酌用之。”陈治《药理近考三卷》指出：“七月以后，诸不甚忌，唯忌巴、黄、附子、棱、蓬、轻粉。”郭佩兰《本草汇》说：“八月以后及胎前滞下，药方可用枳壳。”早期应用妊娠禁忌药流产的发生率较高。药理研究证明，妊娠禁忌药多数有抗早孕作用。从文献报道来看［3］，以妊娠6～7个月或妊娠晚期应用妊娠禁忌药为多，提示在早期妊娠禁忌药应慎用。
近些年对妊娠禁忌药的妊娠毒理作用等研究报道逐渐增多，包括抗生育作用、兴奋子宫平滑肌、致流产、致死胎、致畸作用等。如郭胜民等研究怀牛膝皂苷A的抗生育作用发现，小鼠妊娠第1～10d，每日灌胃给药60、120、240mg／kg，均具有明显的抗生育作用；小鼠妊娠第1～5d，灌胃给药120～240mg／kg，有明显的抗着床作用［43］。离体实验发现牛膝浸膏或煎剂可使未孕或已孕家兔子宫产生兴奋；对猫则抑制未孕子宫，兴奋已孕子宫；对犬子宫作用不定［44］。粗茎鳞毛蕨（贯众）对多种动物有抗早孕及堕胎作用，且堕胎后的动物仍健康如常［21］。蒲黄5、10、20g／kg对小鼠的早期妊娠及10、20g／kg对中期妊娠均有较显著的致流产、致死胎作用，且随剂量增加作用增强，部分胚胎坏死吸收［45］。大剂量生大黄对孕大鼠的毒性显著，生大黄20g／kg使孕鼠有突出虚证表现，怀孕率显著降低，死胎率升高，胎仔体重生长受抑制［46］。天花粉蛋白对小鼠离体和在体胚胎发育皆有不良影响，对胎鼠早期器官形成有致畸作用，头、躯干和四肢可发生畸形，体节数目及轴长减少，胎鼠顶臀长度较对照组短，畸形胎鼠数增加，还可降低胎鼠存活能力，活胎率下降，吸收鼠数增加［32］。
应当指出，动物实验中有一定毒性作用的中药，临床应用时应引起注意。但并非这些药绝对不能用。中药的临床应用以复方为主体，经过配伍，一些中药的作用尤其是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可被减轻或消除。而且，中草药的毒性作用还与应用剂量和疗程有关。此外，实验研究的对象为动物，临床用药是以人为主体，应遵从辨证施治原则，总之，如果病情需要仍可应用，如果病不急需应慎重为宜。
近4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许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妊娠禁忌药进行了实验研究。近些年来，这些研究已不仅限于中断妊娠，广泛涉及妊娠毒理、生殖毒理以及遗传毒理等方面。实验的结果显示，妊娠禁忌中药所具有的堕胎、滑胎、引起流产或损害孕妇及胎儿的作用正逐步为众多的研究报道所证实。此外，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非妊娠禁忌的药物也显露出了妊娠毒理作用，包括单味药、中药提取物、有效成分及中药复方等方面的报道日趋增多。结果证实对妊娠妇女禁用或慎用某些药物是有道理的。妊娠禁忌药已不只是中断妊娠的药物，包括致突变、致畸，以及影响胚胎发育等作用。妊娠禁忌药的研究也不只是计划生育、保护母婴的问题，还是涉及优生优育、直接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重要课题。
综合文献报道，近些年研究的妊娠毒理作用包括：①抗生育作用，兴奋大鼠、小鼠及家兔离体子宫平滑肌，致流产、致死胎作用，且随剂量增加作用增强，部分胚胎坏死吸收，以及致畸作用。②影响母体健康和胚胎发育。妊娠毒理作用的机制在于对抗体内孕激素、或损害滋养层细胞和蜕膜细胞、或促进子宫收缩以及造成胎盘畸形等。
目前研究妊娠禁忌药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
由于历代文献记载的妊娠禁忌药及其歌诀不统一，甚至连近些年具有权威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与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药学》之间收录的药物都有很大出入，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范围。尽管中药的妊娠毒理已被诸多研究证实，但目前临床应用仍是屡见不鲜。因此，制定合理的妊娠用药禁忌范围非常重要。其次，随着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实验研究的进展，妊娠禁忌药的范围也会有所变动，有些禁忌药可能逐渐被“昭雪”，如薏苡仁、白茅根、干姜等药性平和，以常量给药，对胚胎并无损害，更不会导致堕胎。还有些日常食物或调味品如鲜鱼、鳖肉、兔肉、生姜等。这些药物及食物之所以被古人列入妊娠禁忌药，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或属某些偏见所致。另一方面也会增加许多新的妊娠禁忌药。妊娠禁忌药逐渐增多，将是妊娠禁忌药研究的重要趋势。这就要求我国医药界的同道及权威人士结合古今文献及实验研究结果，重新审核、制定妊娠禁忌药的收录标准，进而明确妊娠禁忌药的范围，将其收入《药典》，作为法律依据。为此，有必要开展招标立项研究，将古今文献记载的妊娠禁忌药进行系统的研究，为妊娠禁忌药的规范化提供依据。
已有的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许多中药具有明显的抗生育作用。其作用特点和作用机制也被逐步了解，从中开发出用于引产、绝育的中药新药将大有前途。如目前临床普遍使用的天花粉制剂、芫花制剂，在引产、药物流产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可以预测，今后的研究动向可能将开发出高效安全的优生节育新药作为中药妊娠毒理研究的重点之一。
近来研究表明，部分妊娠禁忌药对男性生殖系统也有影响。肖泓等［47］发现，雄性小鼠口服地龙水煎液可显著降低睾丸及贮精囊指数。肖庆慈等［48～49］报道，雄性小鼠口服斑蝥水煎液、蝉蜕水煎液，也可显著降低睾丸及贮精囊指数。显示出将妊娠禁忌药引申用于男性避孕药的前景。
已有研究证实，天花粉对实验性肝癌腹水型、艾氏腹水癌有一定的疗效［50～52］。毕黎琦等［55］报告：天花粉蛋白纯化组可明显抑制小鼠黑色素瘤细胞S期DNA合成，干扰其蛋白质代谢，从而抑制瘤细胞的分裂增殖。文献报道，蛇六谷（天南星）能够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使大量肿瘤细胞停留在S期［54～57］。氧化砷能诱导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凋亡［58］。这些研究显示中药妊娠禁忌药引申应用于治疗肿瘤的思路可行，有助于寻找、筛选抗癌中草药。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的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使用。古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七情”。“七情”的提法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其序云：“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一般来讲，配伍主要涉及到配伍关系中的“相畏”、“相反”和“相恶”。《本经·序例》指出：“勿用相恶、相反者。”相恶与相反所导致的后果不完全一样。相恶配伍可使药物某些方面的功效减弱，但又是一种可以利用的配伍关系，并非绝对禁忌。而相反为害，甚于相恶，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故相反的药物原则上禁止配伍应用。目前医药界普遍认可的配伍禁忌有“十八反”和“十九畏”。“十八反”即：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乌头反贝母、瓜蒌、半夏、白蔹、白及；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细辛、芍药。“十九畏”即：硫黄畏朴硝，水银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牵牛，丁香畏郁金，川乌、草乌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石脂，人参畏五灵脂。199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所载“十八反”、“十九畏”的内容，统称为“不宜同用。”
实验证明，用芫花、大戟、甘遂、海藻配伍甘草，无论口服还是腹腔注射，小鼠半数致死量（LD50）随甘草剂量增高而下降；而用四药（1／5LD50量）与甘草（1／6LD50量）配伍观察的亚急性毒性实验，小鼠未见异常。提示四药与甘草配伍后的毒性增强是与伍用剂量有关。甘草剂量小，对毒性并无影响，甘草剂量大，则毒性随之增强［58］。另有报道相反药物配伍时的毒性作用与给药途径有关。如甘遂与甘草的配伍实验中，用口服途径给药，动物无致死现象，腹腔注射则死亡［59～60］。
研究结果显示，“中药十九畏”中的硫黄与芒硝、狼毒与密陀僧、巴豆与牵牛子、丁香与郁金、三棱与芒硝、川乌与水牛角、草乌与水牛角、肉桂与赤石脂等组对的药物配伍后，与单味药物比较，部分药效降低或减弱，部分有效成分减少或消失，或生成新的成分。实验结果与“七情”之“相恶”配伍的理论（即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与另一种药物相作用而致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药效）相符。水银与砒霜、狼毒与密陀僧、巴豆与牵牛子等组对的药物配伍后与单味比较，有的动物体重降低、或出现死亡、或死亡率升高、或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降低，或毒性成分含量有所增加等，实验结果，与“七情”之“相反”配伍的理论（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毒性反应或副作用）相一致。而人参与五灵脂组对配伍后的药效变化与人参、五灵脂配伍之剂量比例不同及动物所处的病理生理条件不同有关［60～61］。
总之，“十八反”、“十九畏”是众多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对临床用药有一定指导意义。虽然前人总结的配伍禁忌不是绝对的，配伍“相反”、“相畏”、“相恶”的药，也可能产生某些特异性治疗作用。无论临床还是实验均应注意“十八反”、“十九畏”的个体差异，注意配伍剂量、给药途径、作用条件及对象，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以偏概全。但是，妊娠期间还是以禁用为宜。
在我国中西医长期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临床上中西药物联合应用者日趋增多，已成为我国临床医学治疗中极为普遍的现象。中西药并用的方式包括中西药配伍同时使用（中药和西药配伍在一起，制成某种成药，如消渴丸等，或中药西药分别处方）及中西药的联合应用（指在发病过程的不同阶段，分别使用中药和西药，以提高疗效）。
联合用药过程中药物之间的相互影响或干扰，改变了药物原有的理化性质、代谢过程和组织器官对药物的敏感程度，影响药物的药效或毒副作用，出现增效减毒、减效增毒及出现不应有的毒副作用。中西药物联合应用亦如此，既可增强疗效，起相互协同作用，如金银花能增强青霉素对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作用，在抑制耐药菌体蛋白质合成上有协同效应；可减少不良反应，如5‐Fu、环磷酰胺均有胃肠道反应，将中药海螵蛸、白及与之和在一起制成片剂口服，可保护胃黏膜，减轻不良反应。但同时，也可出现毒副作用，产生了中西药配伍禁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若含金属离子的中药如石膏、牡蛎、石决明等与四环素族抗生素、红霉素、制霉菌素、诺氟沙星、黄连素等联合应用可结合成鞣酸盐沉淀物及金属离子络合物，难被肠道吸收而降低生物利用度。
如硼砂与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等同时应用使这些抗生素排泄减少，疗效增加，但能增加脑组织中药物浓度，产生前庭紊乱的毒性反应，形成暂时或永久性耳聋及行动蹒跚。
如麻黄及其制剂（人参再造丸、气管炎丸、半夏露、止咳定喘膏、哮喘冲剂、保金丸、大活络丹等）与痢特灵、优降宁、异烟肼等合用，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头痛、呼吸困难、运动失调，严重时可致高血压危象和脑血管意外。
含有机酸的中药如山楂、乌梅、山茱萸、五味子等，可酸化尿液，与碱性西药碳酸氢钠、氢氧化铝、碳酸钙、氨茶碱、胃舒平、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链霉素、庆大霉素、新霉素）同用，因酸碱中和，而减少再吸收，使中西药物均失去一定疗效。
其他，如配伍不当可减低药效（含雄黄的牛黄消炎丸、牛黄解毒丸、安宫牛黄丸、六神丸等与亚铁盐、亚硝酸盐类同用可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产生毒副作用（石膏、龙骨及牛黄解毒片等与强心苷类药物合用，可因钙离子增加强心苷类药对心脏毒性而致中毒）等中西药配伍禁忌很多，皆应引起高度重视。
总之，中西药物联合应用时，应以中西医双重理论为指导，动态实施辨证论治；要详细了解中西药物各自特性，扬长避短；应掌握中西药物的药学知识，注意配伍禁忌；联合用药时品种宜精简而不宜繁多，避免盲目的堆砌；仔细询问病史及用药史等。在孕期因病情需要联合运用中西药物时，首先要确定中药、西药单用是否对母体及胎儿不利，同时还应注意合用后是否会危及母胎，以谨慎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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